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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战略专家:期待中印经济互动更多转向投资

2017年04月10日 21:53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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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莫汉介绍,印度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部分项目态度积极,印度政府也正以开放的态度,讨论通过云南连接印度这一通道的前景

  【财新网】(实习记者 周智宇 记者 徐和谦)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中国在南亚区域布局频频。而中国与整个南亚及印度洋区域的国家,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尼泊尔和马尔代夫等国的合作也日益密切。然而,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却总是曲折中前进。

  2017年2月,由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与印度外秘苏杰生领衔的中国和印度的第一轮战略对话终于在北京举行。根据官方信息,中印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国情相似,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相近,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合作潜力巨大,“推动中印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对话中,双方还同意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保持双边关系发展势头,做好2017年各层级双边交往,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上的协调配合,并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究竟中印之间,要如何在推进区域协作的过程中增加互信、化解疑虑,印度政界和媒体界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抱持何种想法?而2014年印度总理莫迪和人民党政府执政后,印度的对外战略和内政治理,又经历了哪些重大调整?针对这些问题,财新记者近日采访了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国际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印度中心主任拉贾·莫汉(C. Raja Mohan)。

  莫汉认为,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带给了印度新的机遇。他在言谈中,多次强调了印度对中国的许多国际多边倡议,抱持着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印度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 NDB)。因为,这些能够为印度带来投资,发展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印度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莫汉看来,当西方国家“关上门”的时候,却中国挑起了重塑全球化的大旗。他认为,“一带一路”政策将提供印度所需要的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机遇,印度应和中国在“一带一路”上携手并进。莫汉介绍,印度政府对于“一带一路”的部分项目态度积极,印度政府也正以开放的态度,讨论通过云南连接印度这一通道的前景。

  但他也坦言,在印度国内,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也并非全无疑虑。这些疑虑,主要源于地缘政治和印度自身的安全考量。比如,当一些计划涉及到缅甸或者其他与印度接壤的国家时,莫汉坦言:“我认为这些部分,就需要中印之间进行更多的协商。”

  他说,当斯里兰卡政府将该国南部的重要大港汉班托塔港的80%的股份,租给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99年后,印度国内难免会有人担心,“这是单纯的民事项目,还是有着潜在的军事考量?”又例如,当中巴经济走廊的路线规划,将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争议地带时,莫汉说,这在印度国内也难免会激起质疑的声浪。他解释,印度希望中国能在区域问题上和印度之间有更多的咨询、协商,而不是展现出“我有一个绝好的计划,现在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的表态要求。

  回顾近年来中印在国际领域中的互动,莫汉认为,印度自认在中国崛起的全球议程上,曾对中国给予了政治支持,远可溯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近则包括积极促成一个多极世界秩序的形成,削减美国的单边影响力。而在中国倡议、发起的上海合作组织、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机制中,印度都参与其中。

  但莫汉介绍,在印度,却有部分印度政界人士和媒体倾向认为,中国对印度提升国际地位的诉求,却不十分积极;包括中国对印度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加入核供应国集团(NSG)以及对印度要求将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的首脑马苏德·阿兹哈尔列入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名单的申请等事务,中国官方目前的态度均与印度的期望仍然存在落差。

  莫汉说,为应对中国在南亚地区迅速扩展的影响力,莫迪政府也提出了印度版本的跨境联结倡议,譬如与缅甸的卡拉丹 (Kaladan)海运-河运-公路运输通道,与伊朗共同开发该国东南角的恰赫巴哈尔(Chabahar)港口,以及与俄罗斯、伊朗、阿塞拜疆等国合作的南北运输走廊项目等等。

  莫汉分析,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扬弃了印度从冷战期间所形成的“刻意低调的内向政策”,积极推动向外交往,并试图与各国形成多种形式的合作关系,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引入资本,“就像当年邓小平打开国门,让中国和各个方面开始交往一样”。

  莫汉介绍,过去印度长年的多党联合执政,使得执政阵营在对外政策上要形成合力和共识相当困难。但如今莫迪政府已是人民党单独执政,对外政策的形成效率更高,而且莫迪也善于利用各国之间的竞争杠杆,“就如同莫迪知道,如果印度和日本的关系取得进展,那么,在与中国谈判时也就有更多杠杆,或许也可以和中国一起成就更多的事情。”

  不过莫汉也坦承,莫迪政府推动改革的最大阻力,一是来自官僚系统,二则是印度整个国家巨大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每个地区、每个宗教、每个族裔,都有他们的诉求。中央政府怎么去调和他们?这个难度,比在中国的改革大得多。”

  谈及权力基础日益巩固的莫迪是否会顺利连任时,莫汉说,“有句话讲,政治上的一天,就已经是够长的时间了。而你说的选举,距今还有两年”。

  莫迪的“新印度”指向何方

  在3月,莫迪领导的人民党赢得印度最大地方行政区北方邦的选举胜利后,莫迪又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小目标”——即在2022年之前建立一个“新印度”。莫迪寄希望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让穷人和中产阶级从中获益。

  莫迪的“新印度”所言非虚。上台后,莫迪主打改革牌,推出“印度制造”战略,在税收、劳动、征地法规上进行改革,并大力推动配套的基础建设,让这项困扰印度多年的“短板”不再成为引入外资的制约。

  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后,成效立竿见影。在调整了GDP计算方式和基准年份后,印度2014年GDP增速从4.7%修正至6.9%,2015年GDP增速则达到了7.6%,超过了中国的6.9%,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名列第一。

  根据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2017年印度经济调查报告》报告中则指出,印度2016-17财年GDP增速为7%,未来印度经济将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预计2017-18财年和2018-19财年的GDP增速,将分别达到7.3%和7.7%。然而,印度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却往往成为掣肘其招商引资的主要因素:供电能力较弱、供水能力不足,加之公路和铁路运力较弱,平添了物流成本。在世界银行发布的“经商便利度”指数中,印度在189个被调查国家和地区中仅排名第134位,名列后半段。而在该报告访问的2000名印度企业家中,有高达45%的企业家认为,自己公司和业务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就是基础设施落后。

  在莫迪上台前,印度政府曾在2012年发布了第十二个经济规划(效期自2012-2017年),规划中指出,将“把建设定义为经济的基本驱动力”,并宣布在未来五年中将侧重基础设施建设。但受制于资金不足等诸多问题,基础建设规模被迫下调,从原计划的五年投资51.50万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48万亿元)下调至30.94万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29万亿元)。

  此外,印度政府的财政赤字巨大,也是压在印度发展之路上的沉重包袱。在GDP维持较高增速的情况下,2014年起,印度的赤字率才勉强控制在4%以下。印度财政部虽在今年2月将2017年的财政赤字预期定在3.5%,但仍超过了国际惯例3%的警戒水平。加上印度的通胀率自2009年下半年到2014年的5年时间里,年通胀率始终徘徊在7%-11%的区间中,此后数年间也一直居高不下,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显得不合时宜。印度央行曾在2017年2月时坦言,相比于打击黑钱,通胀对印度经济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并将货币立场由此前的宽松转向中性。

  面对严重通胀和财政赤字重负的双重挑战,本国民间投资意愿不振、又难以寄望仅由政府财政撬动的印度,便向眼光投向了外资。

  谈及小米、华为、OPPO、Vivo等中国品牌在印度市场的热销之际,莫汉认为,印度不会认为中国品牌在印度市场的强势地位,给印度的产业造成什么威胁。但问题在于,中印之间的贸易虽然畅旺,但中国对印度的投资仍然太少。莫汉说,即便是在高科技领域,莫迪政府也已经开始松绑外国的投资限制。他期待,未来中印之间能够改变只重贸易、不重投资的经济互动模式,缓解印度对中国的贸易赤字。

  多年来,印度和中国一样,同属全球化进程的重大受益者。但是,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喊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经济民族主义口号,而反全球化和怀疑欧盟的右翼思潮,也在欧洲各国步步进逼的形势下,印度又会如何应对?

  莫汉表示,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印度难以置身事外,印度超过40%的GDP来自于进出口,印度的发展已经和这个世界绑在了一起。他说,过去以来,印度的战略一直是“以自己的速度全球化”,抵制“华盛顿共识”模式的全面开放、全面自由化的压力。对于特朗普政府未来将采取的“反全球化”具体措施为何,莫汉认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观察。然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如果美国政府决定收紧H-1B签证的发放、要求硅谷的高科技公司优先聘用美国公民,将使得许多印度高端人才,尤其是科技领域的人才难以留在美国,“即便哈佛或者是麻省理工的学生,最后只能回来”。

  而中国可以在这波冲击中如何施力?莫汉认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印度,利用这批回国的高端人才资源,在印度的发展进程中获益。“近来有很多的中国高科技公司在印度设厂投资,印度还有更多的投资可能性。” 

责任编辑:黄山 | 版面编辑:王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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